1936年夏，身着短裤、肩负画夹的我搭乘着破旧的货轮从福州来到上海，投考美专。命运之神保佑我这个福建农村的穷学子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母亲告诉我，自从和家人告别后，她，每天都烧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儿子考上学校。

　　尽管美专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却因为时弊之影响，处境维艰。她是一所私立学校，其经费主要靠自筹，不像国立艺专在办学资金方面由政府拨款，所以学杂费用很高。校方且有极严格的规定：不能交纳学杂费者（每年八十元大洋）不予录取。一般家境贫困的考生只好望洋兴叹。

　　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身上只有6块现大洋，只身闯上海，已算够有胆量，何况竟硬是要考进这艺术家的摇篮，多少亲友为我捻着一把汗，翘首以待结果。考试成绩公布，我的总分名列前茅。但是入学报到这一关却无法轻易通过。我向主考倪贻德先生陈述了情况，他非常同情，答应向校长直接反映。那几天，我坐卧不安，经常独自一人徘徊黄浦江畔，面对着滔滔江水，等待人生的评判。喧嚣的十里洋场令人感到烦恼和窒息。

　　当倪先生喜冲冲地告诉我，校方决定，免收我的学杂费用，但伙食费自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听我慢慢讲。”倪先生把情况详细地陈述一遍。原来他唯恐自己一人力量单薄，会同关良、丁衍庸、谢海燕几位教授，一起向刘海粟校长汇报。刘校长亲自将考卷过目审定后，作出上述规定。你先生告诉我，这是很少有的破例录取，希望我珍惜机遇。

　　以前早就耳闻美专的教授不仅专业能力、教学水平可称一流，而且道德人格不乏高尚者，他们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一直到校长本人都深有孔孟风范。我入学第一课就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我在院校任教也好，接纳青年业余爱好者也好，从不视其家境和背景，而只重才华，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受益于上海美专老师们的教诲。

　　第一年的苦困可以想象。当倪老师通知我时，自己就暗下决心，付出比他人更多的努力、不负师友之期待。我经历了饥饿、病痛的严峻考验，没有浪费光阴，也没沾染社会上任何陋习，埋头学习，终换来优异的成绩与师生的信任。当暑期归乡之时，母亲看到我瘦骨嶙峋，辛酸落泪，看到我的成绩单时，又破涕而笑。我不信神佛，可也服从母亲的命令求菩萨保佑。

　　卢沟桥的炮声终于酿成一场巨大的浩劫。“八·一三”日本侵略军攻入上海，交通中断，不能按时返校，只得边坚持作画，边教小学等待复学。

　　美专所处的菜市路一侧属法租界范围，幸避枪炮之躏。交通恢复后我启程返校，一路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造成的破坏，昔日和平景象荡然无存。部分同学从此辍学，不少人投身抗日。返校复课的同学一面努力学习基础，一面组成社团，宣传抗日，创作出许多批评时弊，反抗侵略的作品。我的创作活动于此伊始。

　　抗战初期，海粟校长赴南洋募捐，校务交谢海燕先生代理。孤岛上海形势险恶。在全体师生的坚持、团结下，美专能坚持下来，直到抗战胜利，陆续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之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所私立学校，不可能像公立学校那样享有内迁到后方的待遇，所幸的是地理位置阻挡了敌伪的公开侵袭，虽然饱受十分复杂的黑社会滋扰，毕竟维持了正常的教学，这一段历史，值得立足于公正的角度予以公正评价。很有意味的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朝夕相处的师生与同窗之间建立起的感情特别之深，几十年始终不渝。我的老师们以一颗忠诚的心从事着教育事业。他们收入及其微博，生活拮据、贫寒，可他们对学子的爱心并未因此少有减退，我本人就经常得到老师们格外地关照，这恩泽终生不忘。

　　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在鲁迅先生以及一批左联作家艺术家地倡导与推动下，新文艺潮流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震撼着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当时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活泼局面，这局面又是以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为轴心。

　　上海美专与此同步，进入鼎盛时期。关良、丁衍庸、刘抗、倪贻德等一批留洋归国的杰出画家出任教授，他们带来了现代派思潮与技法；同时在中国传统艺术方面，聘请名闻海内外的吴门弟子王个簃、诸乐三等先生担任中国画教授；不仅如此，但凡旅居沪上，或在它校任职的艺术家、理论家都不失时机地青睐举办讲座。黄宾虹、张大千、傅雷、徐志摩都先后在美专兼职。一批在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云集，他们大都正当中年，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在学术方面以求同存异的气度共事，给予如同我这样对东西方艺术都十分钟爱的学生以最好的机会。校长刘海粟亲自教授世界美术潮流课，经常以他本人赴欧考察游学之见闻结合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革新形势去启发学生们。以其为核心组合了一个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兼画家群，每个在这时期进入美专就读的学生都是幸运儿。从美专毕业后的同学，有的成为了著名作家、演员，这又说明了美专教育思想另一方面的成就，艾青、赵丹都是天赋极佳的画家，也难怪他们诗中有画，戏中有画。

　　师生们非常珍惜战时的治学环境，在这极端困难时期，能不荒废学业，确要有一定毅力。我的资质天赋并不杰出，勤奋是唯一可行之法。当年我的兴趣很宽，既喜爱西洋绘画严谨造型、浓烈色彩、粗犷线条，又好中国绘画的笔情墨趣、方寸之间的金石韵味。我逐渐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即在于此，因为不论是哪位老师，绝不因我去求教别的画种而持门户之见。恰恰相反，我所敬重的关老师、丁老师，他们对中国书画的传统与创新抱有浓厚的兴趣，尤以关良先生，他的戏剧人物别具一格，当时就画得相当好，而他实则是位功力极高的西洋画家。我竟在一位油画教授那学习中国人物画造型，而关老师反复要求我应该多向个簃、乐三先生求教金石书画，中西绘画有如它山之石的道理。有感于对我的心态理解，个簃老师、乐三老师精心教诲同时，鼓励我以极大勇气打入西洋画世界。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在老师们身上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更树立起自信，包括后来留学日本，自己在专业上具有超过日本同行的信念，来自于老师们的悉心教导。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我学画之路却充满乐趣与富足。青年教师沈之渝（茹茄）参加抗日，临行前将他在附近一所小学所兼的图画课教师之职让给我，靠着这个兼职，也使我有能力添置一些工具、材料、颜料，维持日益增加的功课量；水彩课老师周多先生介绍我每天去他兼所长的难民收容所去喝粥，以节省一点伙食费。当我积累了一幅又一幅作品时，感到说不出的富足。尽管生活会更加窘迫但我依然决心在毕业之际准备几十幅创作以谢学校与恩师们的栽培。

　　大约是在1939年暑假前后，有两位杭州国立艺专的同学因为学校内迁而在上海美专借读。他们一位是董希文，一位是赵无极，学校安排他俩跟我一个班。我们一见如故，他俩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一年的光阴，我在美专学习的基础上又受到了林风眠先生的影响。

　　海粟校长的“世界美术潮流”讲座和他从欧洲带回的资料以及美专教授的具体指导，使我的治学中心侧向现代西洋画，越走向高年级，越倾心后印象派与野兽派。从表现形式上后印象派、野兽派对于古典主义、学院派有如中国的大写意对于工笔及小写意，具有豪爽狂放的风度，并且较之于中国大写意，更利于发挥创作个性。在作品中，我一面研究现代西洋画的表现形式，一面寻求个人的风格。董、赵两位本是林先生高足，他们油画笔下已流露出民族气息，对我之后的作品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们熟练的写生技法的确才气横溢。我油画中一些轻松、洗练、明朗的笔法，实际上是汲取他们的养分。美专学习的这最后一年，我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不论是战争之残酷，人生之坎坷，花卉之盛衰，寄托在奔腾而来的创作欲，时常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将自己的一切付诸于画笔之上，可以说这是人生中非同寻常的一年。

　　我是早已习惯于穷困的生活，自知没有条件去修饰边幅，长发及肩、破被如板、衣衫褴褛习以为常。当我为毕业个展创作出五十余件作品时，已是身无分文、鞋露五趾。希文、无极和倪先生再也不能目睹我的衣着之困。在我身上，人生第一套西装、第一双皮鞋，饱含师友们的深厚情谊。

　　有道是“三分画、七分裱”，当时油画没有外框，就如人未穿衣一般。学校的外框适用的只有极少部分作品，赵无极主动把自己的外框全数借我先用。大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我自己也喜出望外。

　　当年“黑沙骆洋画展”的点滴资料历经半个多世纪幸存了下来，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珍藏，它凝结着多少师友的关切和期待啊！

　　我在美专时名字叫李英，因为穷，曾在搭电车时闹过一次笑话，那是和茹茄一同去写生，穿的破衣烂衫，还沾上许多花花绿绿的油彩，又背着破旧画箱，在衣冠楚楚的乘客中显得如同叫花子一般，乘务员情不自禁的出口道：“吓煞罗！当心袋袋！”把我当做小偷防备。为纪念此遇，取“吓煞罗”的谐音，加上我一向喜爱骆驼之耐力，在加上自己皮肤黝黑，于是起了个艺名叫“黑沙骆”（后来老了，改为李骆公）。

　　无论是学校方面，还是师生们，为了“黑沙骆画展”的筹备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家通力合作，精心策划，有的负责印发请柬，有的参加布置作品，有的分担接待来宾，回想起来，至今老泪难忍。画展在大新公司（今上海一百公司）四楼画所举办。刘海粟、谢海燕、丁衍庸、关良、倪贻德、周多六位教授联袂同订请柬；倪先生以“尼特”笔名作序，文章写得铮铮有声。应邀光临画界、新闻界、商界朋友争先恐后地结识“黑沙骆”。展览的成功归功于师友，归功于我的母校——上海美专！

　　四年的美专苦读，将我推向人生第一个高度。随后，一边在学校兼课，一边继续创作，同年（40年）冬，参加上海美专、苏州美专、新华美专联合举办的“上海市洋画家作品展览”，将黑沙骆的作品再次推向花坛。此时，无极正拟去法留学，他希望我同去，可是我家境无法与他相比，岂敢贸然赴法，正好此时一位华侨友人（叶可根先生）愿意资助我去日本留学，次年春天，我考取东京日本大学艺术专攻科（研究生部），离别了母校。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人间沧桑，时局演变，学校搬迁，我始终未曾中断过与恩师同窗的联系，老校长海粟翁以及关老师、王老师、谢老师、诸老师时常了解我的情况，鼓励我不断进取，与我荣辱与共。刘校长更是倍加关注我的艺事，多次欣然命笔，支持我的艺术事业，予以极高评价，海外师友刘抗先生、黄葆芳先生也始终关注着我。特别是当我忍痛放弃心爱的油画，转而从事现代书法篆刻并付诸数十年的心血，老校长和各位恩师挚友们在精神上不断给予莫大的支持和鞭策，热情的向艺术界举荐。而作为艺术界的一份子，我始终感到艺无止境，学无止境，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首先想到的是请恩师老友指教。

　　虽我已年老体弱，但每当回想起在母校日日夜夜，顿觉精神倍增。从上海美专到南艺，岁月八十，经历沧桑，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堪称中国现代艺术之母！在母亲八十周年寿诞之际，请允许我通过南艺向昔日师友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