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我从福州返回上海美专继续学业。第二年，我开始了大量的油画创作，为即将来临的毕业个展作准备。这时的美专，正逢最艰苦的年代。上海成为孤岛，生活极为困难，像我这样身无分文，又不舍扔弃画笔的穷学子，只好到难民所去喝粥，在附近一间小学兼几堂图画课，夜宿楼梯间，维持学业。记得因为实在太穷，有一阵和同班生丁道津（现在新加坡）同吃一份很差的伙食，由于营养不良，双双病倒，两腿浮肿，四肢无力。还是在谢海燕、关良老师的关照下才免于后患。

　　三十年代末期，我是上海美专最穷苦的学生，在这间学校是出了名的。是本军队占领杭州，各大学纷纷内迁，国立艺专也转到四川。但听说有的同学投奔延安，也有的要转到上海来。

　　一天，我正在画室作画，倪贻德先生带着两位青年进来：一位相貌清瞿，穿着简朴，年龄与我相仿，另一位白净净的，身着西装，看上去要小一点。倪先生指着那位年长的介绍道：“董希文同学，”又介绍另一位：“赵无极同学。”又向两位介绍了我：“他是李立民，又叫黑沙骆。”

　　年轻人一见如故，我非常高兴能和林风眠先生的门下同室学艺。真诚的表示欢迎他们，要向他们多多请教。“李兄不必过谦，在和你见面之前，已闻兄是美专洋画系的高材生，刘校长、关先生、倪先生对你评价很好。”希文说着向地板上竖靠着的一件件半成品：“豪放、愤世疾俗，表现下层民众的生活，就是李兄的个性……”倪先生先走了。他俩认真的看起画来。

　　我们互相真诚的交谈，方知他俩也是极端热爱自己的油画专业，憾在生不逢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切齿痛恨，溢于言表，然而，他们为了即将完成的学业，考虑了很久，决定向上海美专申请借读。不消多言，希文、无极的水平肯定是很高的，“应该向他们学习”，我暗暗自语。

　　果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就“粘”到了画布上。我注意他们的画风，都有林先生那派潇洒风格，希文的更兼有深沉感，笔下时常流露出激愤的心态，提示出底层人民生活的角落。两位各有千秋，为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画风。

　　那时的我，穷困艰难，压抑郁闷。出身的鄙微和家境的贫寒以及对时局的愤懑，促使我在画布上寻求沉重，忧郁以至愤怒的表现。

　　难民所一天供应两次稀粥，一到开饭时我就跑出去喝粥，吃完立即回来继续作画，中午是从不休息的。久而久之，希文兄知道了我的全部窘境，常常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凭直觉发现他俩经常在议论着我。唉！谁让我穷呢？尽管在学画上连老师们也常常引以为豪，而我的确太穷了，自悲、自尊、自信矛盾交错。记得和茹茄（沈之渝）一起出去写生，搭电车时被售票员当作小偷防备，一时在美专传为笑柄，老师们笃信孔夫子的话“有教无类”，没有因此而看不起我们。可希文、无极毕竟是从外校转来借读的，我的寒酸样儿，岂不让人耻笑！

　　冬天到了，我身上还是那件薄薄的夹袄，脚上是露着大脚指的布鞋。上海的严冬，阴冷阴冷的。我实在舍不得花辛辛苦苦教书挣来的几个小钱都拿去买衣服，只好咬牙硬挺。

　　一个寒冷的上午，还不到八点，希文和无极各拎着一个小包来了，一进门，就打开包，叫我“试试”。我一瞧，是一件毛衣、一双皮鞋，一双袜子。

　　顿时，我什么都明白了，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几乎要流出来。虽说穷，却不愿意接受施舍。不等我张嘴，希文就抢先开口：“李兄，我们知道你的脾气。不过，这些物什都是旧的，算是一点心意，又不是专门去买的。你要不穿，我们要难过的。”无极也在一边帮腔。我只好服从了。穿上他们的衣物。寒冷全消，我却暗自责怪自己竟然怀疑他们的议论是不友好的。从此，我对他们的“戒心”全都解除，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真诚。

　　无极出身较为富裕，希文则差一些，平时生活也很刻苦。我们几个人在学画上的拼劲儿却没有什么差别。每到老师给全班评分，我们仨都是最高分。我想，一定是美专老师有倾向，也自愧不及他俩的才气；而他们却认为美专老师对他们太客气，总是考虑着林先生的面子。这类争论，大家总是一笑了之。

　　个展日益临近。越到后面，工作量越大，教图画挣的钱全部买了画布和颜料，很快就要用光，可是作品远未完成。不足五十幅，展览效果会受影响。

　　谁知他俩想得更细：油画展，只有画，没有框，那简直是胡闹！本来，我是只有求于学校，而又赶上美专最不景气的时刻，只能借到少量外框，我打算钉一圈木条应付差事。这两位一眼看透了我的意思。希文把他的画箱提过来：“你随便用吧，为了老兄个展成功，也为了你能把内心的喜怒哀乐奉献给时代，这点颜料不足挂齿！”我知道，他也在准备个展，此刻岂能做釜底抽薪的事。却不料无极也来了：“李兄，你所差的外框我全包了，要多少有多少，千万不要钉木条应付。”我看看希文，又瞧瞧无极，他们的目光又一次让我觉得行得行，不行也得行。颜料还好说一点，但是外框，无极自己也要用的！“没关系，你的画展比我早，等你用过撤下来我再用也来得及。”就这么三言两语，一切迎刃而解。

　　《黑沙骆油画展》于1940年8月1日在南京路大新公司画所展出。粗犷、激愤的画风轰动了孤岛画坛，也引起了新闻界的瞩目。从此，我的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当希文和无极真诚地祝贺我成功时，我只有深深地向他们和各位老师致以谢意。

　　后来，我去了日本留学，无极去了法国，希文兄的消息中断了。解放后，我才听说希文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急不可奈地要见到他。

　　当我们重逢时，他紧紧的拥抱着我，生怕又失去似的。十年未见，刮目相看，希文已称雄油画界，在当代画坛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画家。他勤奋依旧，朴实依旧，在他那微显零乱的画室，我看到了当年的希文。此后，我又成了希文画室中的常客。不过，他的声望高了，也就更忙了，教学、创作、会客、招待外宾、访问苏联……我觉得不能过多打搅他，因此有几个月没去看他，谁知他极为心细，在信中开玩笑说：“难道你当了系主任，就不认识老朋友了！”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从命，依旧是一有机会就钻他的画室。我们年近不惑，依然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友情。

　　也有过矛盾和争论，由于各自发展不尽相同，我们之间，艺术观点有了分歧。那几年，希文兄颇为热衷于学苏派油画，我有歧见，认为他应该发展自己的东西，不必去模仿“老大哥”，说实话，对当时的油画一统风气，我是有保留的，连我自己也受到猛烈冲击，系里油画课并不是很顺手的。可是我想不通的是，马克西莫夫与我们是同时代人，在原苏联也仅是一位很有教学能力的中年教师，可是被我们油画界尊崇倍至。而我们自己的大师林风眠、关良、刘海粟、颜文梁等等一批老教授，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前辈，且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的画家。以希文兄的才华，在摸索民族油画中早已有了廿余年的丰富经验，成就卓著。自然，谦虚美德是人人应该具备的，而自尊自强更加重要。希文有难言之苦，尽管我常常是牢骚满腹，他却竟能完全赞同，而且特别欢迎我去“吹牛”，尤其对他自己的作品，比如，“开国大典”的全部创作经过，他都从头到尾征求我的看法，在画面上，虽然艺术手法有待研究，但是他坚决摒弃了模仿原苏联的灰格调，而采用了明亮的东方色调，很有中华民族气质，这件作品基本上是成功的。我特别高兴，他也很兴奋。我们又一起怀念远在异国的赵无极，他常向我介绍无极在法国取得的成就。以身份地位而言，希文的信息很多，我都是在他那里才得知无极的情况，相比之下，我甘拜下风。

　　五七年我被错划为右派。这一回，我觉得希文不便再接近我了。岂料，闻讯后他却托人捎来口信安慰我，要鼓足勇气活下去，不能气馁，更不能放弃艺术。当我开始从事现代书法篆刻艺术研究时，他是率先坚决支持我的朋友之一，虽然对我“改行”十分遗憾。看到我在书法篆刻中有新的进展，他总是真诚地佩服我的勇气，在他的案头，一直端放着我所刻的名章。光阴似箭，我们开始向五十岁挺进，各自的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境界，我俩友情依然如故。特别是我这个油画界的“弃子”，说起油画来无所讳忌，楞头楞脑的胡评一气当代的油画。希文时常沉默不语，反倒羡慕我的篆刻没有人打棍子，扣帽子，也没有人干涉我的构思和创作意图。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油画在希文兄的心目中压力太大了，他承受得了吗？我不禁为他担心起来。

　　可惜，希文兄正当盛年却过早离开了人世，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谈，还有许多作品没有问世，在这里，我只能以叙述突然中断的方式表达对希文兄的怀念，在他身后所留下的一个个问号，在中国现代油画家们的努力下正在渐渐得到回答。

1990年元月于北京

（注：本文是九零年骆公先生在京养病期间应邀而作的董希文纪念文章，回忆了与两位先生的往事。文章摘自《董希文研究文集》）